摘要：很多单位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拒绝成为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这就使得慈善组织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法律规定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登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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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34]郭百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
长期以来，中国的部门行政法研究偏弱，论域比较集中，覆盖面不广，对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很难作出回应。自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纠纷案例占整个行政诉讼的比重不断增加，立法的不足在司法审查中也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暴露。高秦伟的《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61]一文针对《食品安全法》对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规定，提出引入合作规制，发挥行业以及各类私人主体在实现食品安全规制中应该发挥的功能。金自宁的《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沟通及其制度建构》一文探讨了信息沟通在风险社会中作为规制工具的意义与相应的制度建构。中国传统行政法学体系本身就存在先天的整体性不足的弊病，随后又受到新的行政转型潮流的进一步冲击，一些新兴的规制领域，甚至在西方也未能形成成熟的体系化论述。
在相关研究中，征收补偿标准、公共利益的界定等议题是最为热门的话题。德国行政法自奥托#8226;迈耶以来，以基本原则、抽象概念和法释义学为核心元素，形成了一个建立在经验与逻辑、传统与现实基础上的完整体系，在赵宏看来，其实现体系化的基本经验，值得中国行政法借鉴。为长久设施、基础填高、其他用地表面平整、建设的沿线取土和线外集中取土等对土地的破坏。
任何缔约方应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措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应确保国家用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的立法和制度支持，如果现有法律、政策、规划与计划等达不到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土地的要求时，必须根椐要求及时调整。获赔的农民一夜暴富后，没有能力将货币变成资本投入，只会将赔偿款挥霍，这就等于将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挥霍了。[11]根椐统计，全国采煤破坏土地的数量最大且每年仍以4万hm2的速度递增。但是单一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设置，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壤污染现状，也根本不可能改变土地损毁现实。
【作者简介】 康纪田，单位为湖南娄底行政学院。学者提出，单纯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被人们和社会各界寄予了过高甚至于不切实际的希望与幻想。
而且缺乏违反禁令后的法律责任承担的规定，没有保障的禁止性规定只是象征性立法而已。1996年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定义的土壤，是指具有肥力、能培育绿色植物的陆地表面疏松土层，厚度在2米左右。国家环保部的调研结论认为，每新增100万t/a煤炭产能，则因塌陷、挖损等造成土地破坏的面积达2100 hm2。耕地、草原、林地因采矿受到破坏的，矿山企业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者其他利用措施。
[10]其三，从矿产开发种类来看，选择非金属矿产种类的煤炭。【注释】 [1]吴学瑜、赵旭阳：《关于差别化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的探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3年第12期。[29]从矿产物权优先和保障企业福利的视角解决矿山土地的获取，临时用地方式必然会牺牲土地资源的利用价值。各相关专门立法应维持《土地保护法》的目的，如《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法》等。
即使已有或将有关于土地利用的规定，比如复垦制度、污染防治制度等，都不是源头防控土地损毁和滥用的制度设置。在未能有效控制土地损毁结果的前提下，集中力量提高复垦率的制度设置，无论从哪个方面分析，都不是一种效率而是一种社会成本。
(三)《土地保护法》具有完整的法律责任 保护土地的生态性、防控土地损毁、合理利用土地等，是每一个土地利用者和土地产权人必须履行的第一性义务，未履行第一性义务者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不具备垦殖条件又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滥垦，超过天然草地承载能力的放牧、樵柴、掏挖等行为使地表土壤彻底破坏。
这种对象的界定，与《物权法》第136条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地下分别设立中的土地外延相一致。(一)土地复垦的末端处置制度形成社会成本 目前，针对土地破坏的处置措施是复垦制度。围绕立法目的，明确土地保护的对象、立法规制的行为等。1742个地方开发区中，违规审批设立的有1135个(建成面积69.1万hm2)，还有553个违规扩区379.15万hm2。《土地保护法》应设置土地破坏责任，包括破坏土地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却土地闲置现象严重，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城镇土地的一项调查，截至2010年5月底，全国共上报闲置土地2815宗，面积为16.95万亩，闲置5年以上的占总数的31%。
比如，沙尘暴影响的面积增加更快，沙尘天气已覆盖我国1/7国土面积，被影响面积达140万km2。矿产开采导致土地损毁，并连带影响周围土地的利用价值。
澳大利亚属于地多人少的国家，一直重视土地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主要是经济的健康发展应该建立在土地资源的持续能力上，保护土地资源，尊重自然规律，能动地调控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不能超越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不对后代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
为了土地资源的安全，任何人必须履行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义务，而没有损毁土地资源的自由。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法》是防止土壤污染、维护土壤安全的重要法律保障，可综合、全面、广泛、长期和有效地防治土壤污染，使我国的土壤状况有根本性的改观。
该协议在于将《阿尔卑斯公约》中关于土地保护的原则、要求和目标等内容进一步具体化。[20]如《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属于土壤污染源控制的专门法律，《废弃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防治办法》、《农药限制使用管理规定》等规章为进一步控制土壤污染源提供了依据。[5]这次土地审计发现的问题，除了少征土地出让金3664亿以外，主要是土地利用和耕地保护等不够严格。比如，土地闲置、废弃、低效利用、增减挂钩的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或占多补少、违反规划与用途管制而擅自使用土地等滥用行为。
[28]例如，2010年9月21日，茂名市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发生溃坝事件，造成下游流域范围内交通、农田、农作物等严重损毁。土地被人为损毁以后，全国的平均复垦率不到15%，而发达国家的土地复垦率一般为50%?80%。
见郑娟尔、付英、冯春涛：《地权细分及可实施性与采矿用地制度改革》，《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14年第2期。广东新丰县的遥田、沙田两镇找到非法稀土矿点不少30个，这些矿点树木多被砍尽，黄土杂陈，块块伤疤般裸露于新丰西部的大片葱绿山林之中。
矿产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土地受到的破坏程度越严重，比如山西有大面积的耕地因采矿而塌陷、裂缝与滑坡等，粗略统计，平均每采1亿吨煤塌陷7平方公里左右，至2012年底，山西全省累计采空面积约达1200 km2，土地塌陷裂缝面积约为450 km2。[18]高丽强等：《中国土地复垦制度演进历程及完善对策》，《现代农业科技》2012年第5期。
[20]汪再祥：《中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述评》，《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正处在修改时期的《土地管理法》，仍然没有设想将土地损毁的源头防控体系纳入立法之中。[21]王建平：《土壤污染致灾性控制的逻辑理路》，《四川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6]城镇土地闲置的现状令人触目惊心，农村土地闲置更为严重。
5.我国《刑法》未规定损毁土地犯罪 《刑法》第228条规定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342条规定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第410条规定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等，却没有规定破坏与污染土地罪。荷兰于1986年颁布了《土壤保护法》，此后做过多次修改，将该法律的保护范围扩展到了土壤与地下。
保护对象是土地，包括地表以及土壤、地表以下空间、地下空间的水与矿产、地表以上可架设线路的空间等，整体构成土地保护的对象。从约束的对象来看，土壤污染的多数情况下会污染土地，以土壤为对象显得窄小。
滥用土地行为，与土地破坏和污染的损害结果一致，都是土地利用过程中非正常利用而产生了损害土地价值的结果。既要防止不当利用更要选取有效利用方式。
